企业要存活需要创新，要持久则需要价值观

近几日滴滴顺风车司机杀人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民间激愤四起，大有集体绞杀滴滴的趋势。本文无意讨论滴滴之恶，仅谈论在资本领头的现状下，企业道德价值观缺失的整体事实。

1972年，在美国某高速公路上，13岁的理查德·格林萧坐在邻居驾驶的一辆福特平托(Ford Pinto)牌汽车上。

本来正常行驶的汽车突然减速停止，随后被后面高速行驶而来的汽车追尾。之后是油箱爆炸，汽油外溢，接着马上汽车起火、爆炸。事故除了造成司机当场死亡外，小格林萧也严重烧伤，面积达90%。在此后的6年里，孩子先后接受了60多次修复损伤的手术治疗。

事故发生后不久，孩子的家庭委托律师将福特汽车告上法庭，官司持续5年多。委托律师指出，该次事故是由于汽车的设计错误所致，因为油箱安装在车辆的后座下部，距离离合器只有8厘米多一点，一旦有中等强度的碰撞就能引起爆炸。
    

紧接着原告方又提供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在第一批平托车投放市场之前，福特公司的两名工程师曾经明确地提出过要在油箱内安装防震的保护装置。福特汽车通过计算认为：如果要对这款车加装安全装置，则每辆车增加的成本约为11美元。按1100万轿车和150万卡车的产量算，其成本大约为1亿3750万美元。可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按追尾事故致死率等算，充其量有180个福特平托车车主死亡，180位烧伤，另外预计会有2100辆汽车烧毁。按当时赔偿水平，每位死者20万美元，烧伤者6.7万美元，汽车成本为700美元，总计预估损失金额为4953万美元。

对比安装油箱保护装置所要花费的1亿3750万美元，成本相差了8797万美元之多，因此福特汽车就平托车油箱设计缺陷保持了沉默。

这就是资本在成本面前权衡的典型逻辑。

不少人把这个例子当做批判美国社会资本嗜血的明证，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1978年，也就是家庭和福特打了5年官司之后，最终陪审团开出1.25亿美金赔偿的罚单。陪审团的理由是：由于不安装必要的安全装置的决定，福特公司节省了将近1亿美元的成本。而1亿美金的赔偿也并不意味着对福特汽车公司无视消费者生命安全的惩罚，所以陪审团要求在节省的总额中加上2500万美元，这样共计1.25亿美金。当然，该案最终的结果是加州桑塔-阿纳法庭在判决时没有采纳陪审团的决议，最终赔偿减至350万美元。考虑到这是1978年，350万美元的赔偿仍然可以被视为一个天价的巨额赔偿。

与福特公司类似，1999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被加州一家法院裁定，向2名妇女和4个孩子赔偿49亿美元天价赔付。理由是通用公司明知油箱存在问题，但通用汽车公司为了利润却没有进行响应的修改。

马克思说过：“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逐利是资本最基本的特征，这在一方面客观上推动了商业社会的快速发展。但逐利的资本失去了法律和道德底线的约束，人类社会将被资本带入一个无底的深渊。资本不可以为了短视的利润，而抛弃善良无辜的生命，奶粉也罢、疫苗也罢、滴滴也罢，选择尊重生命是一个基本的道德底线。

索罗斯曾说过“资本市场上没有道德，只有规则”。然而可惜的是，在当前普遍资本领头的中国商业社会，除了一轮一轮抢夺市场、推高估值、收割韭菜，既没有道德，亦没有规则。

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约瑟夫·熊彼特认为，现代经济学至少具有两个源头——道德与政治哲学。但经济学发展到现代，研究者们越来越侧重于“实证”研究。道德这个约束因子，现代主流经济学基本不研究。

这在一定程度上用理论“指导”了企业对利润的重视，资本对自身利润的痴情。在嗜血的资本市场，普遍开始利润判断价值，就如我们在成王败寇的成年人世界里，用胜负衡量价值是一样的道理。于是，君子小人不足为辩，金钱与权力一言九鼎。

关于资本的疯狂，笔者曾在《资本的狂欢与创新的落寞》一文写到：

资本开始由原来几十万、几百万投，到几千万甚至上亿美元的砸钱，都变得极其平常。一个个火爆的热点项目，从共享概念，到人工智能，再到“凌晨三点不休息”的区块链，每轮融资之间的时间间隔被迅速缩短。投资者疯狂到完全不顾商业节奏，只想往热点项目里面放钱等着收割。滴滴、摩拜最热的时候，很多投资人在日夜排队等着电话那头要他们送钱去。

一些普遍看好的“独角兽”项目，上轮刚融资结束就涨价几倍，马上又开始下轮新融资。这些以前看起来很不合理的融资速度，一度让投资者们还觉得不够快、不过瘾。

在资本领头的情况下，企业经营，甚至创业的初衷已经发生了逻辑上的本质变化，变得极其激进和短视。道德底线与社会价值被丢在一边。

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鞋子是真实的，而利润只是一个结果。”但是在资本领头的商业社会，逻辑却反过来了：利润是结果，鞋子只是工具。而且这种鞋子的作用，并不见得是为了让你穿在脚上舒服，而极有可能是一个“迎娶”资本的手段。

这样的结果是，被资本追捧下的明星创业企业，把资本快速变现作为最核心的指标。至于产品真正能为消费者提供什么价值，企业能否基业长青并不是他们迫切需要面对的问题。为此，他们敢于欺骗政府与市场、蒙哄用户，甚至无视生命，在投机的路上越走越远。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以资本思维为荣，产品思维为耻。

长江商学院教授薛云奎在2018年4月发表的《从财务分析角度分析：中兴通讯为何铤而走险？》一文中，我们依稀可以看到既是像中兴通讯这样的大国企对资本思维的崇拜：按照薛教授的财务分析，中兴通讯虽然号称是“全球领先的综合性通信制造业上市公司”，但过去10年的盈利完全依赖减持股权红利和软件产品出口退税及政府补贴支撑，并且涉足房地产开发、新能源等非相关多元化产业领域，以求资本上的快速回报。

资本领头下，企业开始关心两件事：一是如何快速扩展市场，推高估值，视用户为流量而非生命，为此不惜作假、低俗、诱骗；二是如何快速实现投入资本的变现，为了“诱敌深入”的戏码层出不穷。

在人性贪婪的底色下，资本如快速充气的恶魔，变得极其凶猛。很多企业迫不及待拜倒在资本石榴裙下，之后毫无耐心的资本茹毛饮血，残忍将原有企业的根基吞噬干净，转身开始下一家。

俏江南便是资本吞噬下的一个突出样本。创始人张兰曾野心勃勃地要扩张地盘，但风投资本一纸“对赌协议”最终将张兰逐出俏江南董事会。之后，张兰被曝注销户籍、变更了国籍，落户加勒比岛国。

资本领头下的俏江南，让一个创业者彻底从自己创办的企业出局。不管张兰愿不愿意承认，她一手做大的俏江南如同一个已经出售的“心肝宝贝”，已经与自己毫无关系。不仅如此，俏江南昔日的少东家汪小菲也南下打工，变成了某公司的首席品牌官。

这是一个悲情的资本与企业的故事。但资本市场就是这样，嗜血的本性不会因为悲情而改变。而且这种被资本驱赶创始人的故事，在商业史上一次次上演，而且似乎看起来愈演愈烈。

19世纪后期，作为中产阶层家庭的爱迪生，为了发明电灯每周不得不支付高达800美元的投入。在这项耗资巨大的项目面前，爱迪生不得不低下头来找到银行家摩根，拿到200万美元的投资，并合伙开办了爱迪生电灯公司，出任CEO。之后，爱迪生和摩根产生分歧，资本开始说话，爱迪生被赶走